方立天：著述五十載 名利淡處之

　　來源：人大新聞網(wǎng)

　　方立天，浙江永康人，1933年3月3日生。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，師從馮友蘭、任繼愈等學界泰斗。1961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任教，是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與中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，在海內外佛教學術界享有盛譽。7月7日，因病去世。

　　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印象里，他是每天端著水杯，背著書包，等候圖書館開門的一位師長。

　　在學界的評價中，他的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》，被譽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。

　　他就是方立天，國際知名佛教學家、中國哲學史家、宗教學家，于7月7日因病逝世。

　　坐守書齋治學數(shù)十載，談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謙遜地說：“天地人和，因緣際會，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，構成了我的幸運人生。”

　　“雙耕”中國哲學與中國佛教

　　在北大學習期間，他對中外哲學史產生了濃烈興趣，與馮友蘭、湯用彤、張岱年、任繼愈等學界泰斗的接觸使他獲益匪淺，“當時我與馮先生的接觸較多，我對先生對待學術問題的態(tài)度、治學方法，乃至精神氣象，也更多了一層了解。”

　　從北大畢業(yè)后，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工作，這被他視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轉折點，“我在學術生涯的漫長道路上開始了艱難跋涉。”

　　在討論研究方向時，方立天選擇了儒、釋、道三教互動融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作為重點，將長達700年歷史的佛教哲學和世俗哲學結合起來研究，在中國哲學和中國佛教這兩塊園地進行“雙耕”。

　　“決定研究佛教，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”，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，研究佛教需要具備語言、文字、宗教、哲學、歷史等多學科的知識，還要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一定的體察和了解。

　　對佛教研究矢志不移，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：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思想體系之一，涉及諸多方面;佛教在和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、融合中，對中國文化的各種形態(tài)都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;從哲學層面研究佛教、以佛教哲學的研究成果豐富哲學史，兩者相得益彰。

　　著述50年，闡述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精神

　　“宗教不是社會上的孤立現(xiàn)象，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絕緣形態(tài)，對于宗教必須與影響它的相關因素聯(lián)系起來進行研究，才能顯現(xiàn)其獨特的本質與價值。”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方立天把學術視野拓展到了中華文化精神和中國宗教理論。

　　在1995年全國首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(yōu)秀成果評選中，方立天以《佛教哲學》獲一等獎。這本問世于1986年的書還獲得第一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，是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佛教普及讀物之一。

　　“我著重探求中華文化的傳統(tǒng)和核心問題，提出對中華文化三大傳統(tǒng)(人本主義、自然主義和解脫主義)的看法，并認為，人生價值觀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核心，人文精神是中國國學之魂，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。”方立天說，“在中國宗教理論領域，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，正確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、中國傳統(tǒng)宗教觀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，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。”

　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，方立天教授不僅闡發(fā)了宗教學知識，而且在中國宗教認識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許多創(chuàng)新見解，為后學的中國當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領作用。他在宗教與文化關系上的真知灼見，對當今的社會建設、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迪意義。

　　縱覽方立天50年著述，其間一條主線就是闡述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根本精神。他說：“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，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。”

　　立身有道、追求崇高的為人準繩

　　躬耕于佛教、哲學領域，為方立天陸續(xù)贏得“全國先進工作者”、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等諸多榮譽，也陶冶固化了他靜心專一、不畏困難的治學態(tài)度和立身有道、追求崇高的為人準繩。

　　“他沒有大學者的派頭，不尚空談，他總是那樣謙遜，有了新觀點還特別要聽一聽我們的意見。從方先生的身上，讓我感受到什么叫鍥而不舍、金石可鏤的可貴精神，什么叫立身有道、溫潤無華的人格魅力。”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對方立天的治學態(tài)度與為人之道十分欽佩。

　　不是佛教的信徒，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，但“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(xiàn)出來。”方立天表示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價值取向的影響很大，“我的工作、事業(yè)取儒家的態(tài)度，剛健有為，自強不息;生活上、名利上則受道家、佛家思想的影響——順其自然，淡然處之。”

　　曾有評價說，方立天是“新中國培育的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”，他用實際行動為這句話作出了最好的注解。(文/趙婀娜 楊默)